第11章 人情超级大国 (第9/15页)

了经济奇迹。又比如说，人情不利于明确产权和鼓励竞争，但一旦社会遇到危机，人情又可支撑重要的生存安全网，让有些弱者渡过难关。有些下岗失业者拿不到社会救济，但能吃父母的，吃兄弟的，吃亲戚的，甚至吃朋友熟人的，反正天无绝人之路，七拉八扯也能混个日子，说不定还能买彩电或搓麻将，靠的不正是这一份人情？这种民间的财富自动调节，拿到美国行得通么？很多美国人连亲人聚餐也得aa制，还能容忍人情大盗们打家劫舍？

    很多观察家凭着一大堆数据，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或中国即将霸权，但后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，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。这里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他们忘了中国是中国。他们拿不准中国的脉，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，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了想当然的难事。

    比方说，中国要实行欧式的民主和法制，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资源，实是一件难事；但承受经济危机倒不缺文化传统资源，算不上什么难事。

    西方的知识专家们大多有“公理化”的大雄心，一个理论管天下，上穷普适的宗教之理，下穷普适的科学之法。不似中国传统知识“无法无天”，弱于科学法亦淡于宗教天，但求合理处置人事，即合理处置“人情”与“事情”。

    先秦诸子百家里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“善言”，不大倚重客观实证的“真理”——善在真之上。除墨家、名家、道家有一点抽象玄思，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编。少公理，多政策；少逻辑，多经验；有大体原则，多灵活变通——孔子谓之曰“权”，为治学的最高境界。农耕定居者们面对一个亲情网织的群体环境，处置人事少不得内方外圆，方方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