参商移（下） (第1/13页)

    4.

    八十年代中期，除了给各种近代史和传记书籍审稿，首长也陆续发表和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文章。那段时间，家里总是有很多编辑和记者同志前来拜访。

    每个人都有不愿提及的往事，首长也一样。其实并没有到“讳莫如深”的程度，只是为了不使谈话的气氛变得沉重而凝固，秘书同志通常会针对某些事项提前打好招呼。

    我时常觉得，作为一位二十年代就投身革命、历经中国巨变的共产党人，首长的人生像一块充满谜题的拼图。然而，为这个级别的干部当警卫员，很多事情都是我不能够去深究的。

    一九三五年。我见过许多来访记者的笔记本，那个年份上都无一例外地打着一个叉——这意味着，它是秘书同志特意叮嘱过，不能触及的问题之一。

    首长正坐在沙发上，和对面的编辑、记者们谈论着往昔的经历：南斯拉夫、德国统一社会党、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……他的脸庞饱经沧桑，眼神却很和缓，仿若过尽千帆。共和国的篇章时常叫人扼腕兴叹、时常又叫人热血沸腾，记者同志们在笔记本上迅速地记着，偶尔抬起头提出一个新的问题。

    他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傍晚。

    始终没有人谈论起一九三五年，但它确实过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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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南国已近深秋，瑞金的日头却依旧毒辣。

    沙洲坝祠堂——也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作战指挥部——外面的樟树上，结了一半干枯的蝉蜕；剩下的一半还在垂死挣扎地嘶鸣，偶尔一阵风起，就和蔫皱的叶片一起飘下来，落在站岗卫兵的肩头上。

    而刘博兼紧绷着脸，顶着这种聒噪往堂外走时，正撞上了一个匆忙的身影。

    “小心——”以为是哪个冒失的通信兵，他伸出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