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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：“一会儿警察会来录个笔录，还麻烦您多留一会儿，回答一下警察的问题，麻烦了啊。”

    杨坤看着特别乖巧，特别好人相：“没问题没问题，这些都是我们普通市民应该做的。这样吧，我给您留下我的电话。要是这人醒了找不见亲属，您可以先联系我。我好人做到底，有人遇到困难了，能多帮一点儿是一点儿……”

    警察很快就来了。透过病房门的磨砂窗，我能看到他们相互靠近的影子。寒暄过后，便是问话的环节，杨坤还是那一套回答，说他是在阿波罗门口碰见的我，不认识，从没见过。对，看见的时候就受这么重的伤了。怎么受伤的？不了解，真不知道，就单纯路过。去哪儿？去上班，在兴福路北口那边做点小生意。个体户，给人修电器的，修手机，电脑，照相机，监控摄像头，什么都会一点儿。平时从来不去阿波罗，就偶尔，总共去过两回，跟朋友路过也眼馋，但消费不起，也就打打台球什么的，舞不会跳，不乱搞关系。为什么关门？这怎么知道，没相干的事儿。

    我独自躺在病房里，透过窗户，可以看到左面是一座小公园，里面有沙子地的广场，小孩的嬉闹声从那边传来。与这些欢乐的声音交杂着的，是杨坤接受审问的声音。他镇定、积极，语气中又有股老实巴交的作态，讲的故事令人信服。

    突然间我对来问话的警察感到可悲，从杨坤那里他们一定是问不出什么来了。和我一样，杨坤肯定每天晚上也在脑子里进行这样的训练。

    我们都在做蜘蛛的工作，用细细密密的谎言，将孤立片段的现实缝补起来，编制成一个巨大的网，来挡住令人恐惧的真相。这样的练习必须每天在头脑中进行，要达到非常熟练的地步，才能在被提问时，不费思